关于《哀王孙》的一条注释

关于《哀王孙》的一条正文

《哀王孙》是杜甫七言乐府名篇，收入蘅塘退士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传播很广。此诗开篇写道：“长安城头头白乌，夜飞延秋门上呼。又向人家啄大屋，屋底达官走避胡。”暗夜中白头乌会萃在延秋门上，又跑到高门大户的屋顶上乱啄一通，制造了一种不祥、诡异的气氛；到了第四句，再引出仓促出逃的“屋底达官”（此中包含了天子），表现了政治纪律的崩塌。一些稀有杜诗选本将不祥归罪于白头乌，金性尧教师的《唐诗三百首》注本则径直以为“旧时以乌鸦为不祥之物，何况又是白头”。由几代学者历时数十年完成的《杜甫全辑校注》（萧涤非主编，人民文学出书社，2014）是一本集大成之作，厚厚十二大册将浩繁杜诗正文者捉置一处，众声哗闹，读起来很过瘾，可惜的是对“白头乌”一词亦承继旧注。迩来读杜诗，颇觉此说有些隔膜，这里实验提出一种新看法，大概有助于对事先习俗的了解。

这些正文，主要受了杨慎的影响。《杜诗详注》引杨慎曰：“《三国典略》：侯景篡位，令饰朱雀门，其日有白头乌万计，集于门楼。童谣曰：‘白头乌，拂朱雀，还与吴。’此盖用其事，以侯景比禄山也。”此注把侯景比作安禄山，是一个接近完善的释读，但是成绩仿佛还要繁复一些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杨慎“博洽冠一时”，却“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”，以是最初我猜疑这一条出自杨状元的杜撰，厥后才发觉这条确是《三国典略》的佚文，见于《事类赋》注，杜德桥（ClenDubdridge）、赵超《三国典略辑校》失收。明代陈耀文专门写过四卷《正杨》，纠驳杨慎著书之误，早已指出这条谣谚出自《南史·侯景传》：“于时景修饰台城及朱雀、宣阳等门，童谣曰：‘的脰乌，拂朱雀，还与吴。’又曰……”《南史》撰著于前，《三国典略》成书在后，后者所记或出自前者。《古谣谚》卷十一以为“的训白”，“的脰乌即白项乌”。《尔雅》云：“燕，白脰乌。”脰为颈项之意，白脰乌即白颈乌。又《小尔雅》云：“白项而群飞者谓之燕乌。燕乌，白脰乌也。”头（頭）、脰二字字形相近，传写易误。又《艺文类聚》引《广志》云：“乌有白颈乌，今南方俗呼为白颈老鸦，鸣则凶征也。”（转引自黄怀信《小尔雅汇校集释》）友人检示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引张华《禽经》云：“慈乌反哺，白脰乌不祥。”俱见白颈乌才是不祥的意味物。

据《杜甫全辑校注》校记，数种宋元本引“洙曰”：“或谓‘头’当作‘颈’，盖乌无白头者。”前人以为白头乌鸦是不存在的，“乌白头，马生角”指的是不存在或不成能产生的事变，因此从修正学角度看，“长安城头颈白乌”更合诗意。白颈乌不仅仅在习俗上是不祥之兆，且暗含谋反之兵象，亦于史有征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云：“景帝三年十一月，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，白颈不堪，堕泗水中，死者数千。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。时楚王戊暴逆无道，刑辱申公，与吴王谋反。乌群斗者，师战之象也。白颈者小，明小者败也。”又引京房《易传》曰：“逆亲亲，厥妖白黑乌斗于国。”因此，“白颈乌”是逆亲叛主者的意味，是一个意义增殖的磁场，而“白头乌”这个词就不克不及放射出如此的能量。别的，“又向人家啄大屋”一句，也与事先的灾异征象有接洽。《宁静广记》有大鸟“引喙啄屋”的故事，李楚宾以为是“妖魅”，引弓射之，于是病人的病就好了，反应的也是唐人关于“妖魅”的看法。老杜自称“乾坤一腐儒”，看重世俗人情，甚少提及五行灾异之说，但是那种看法照旧会不知不觉影响着他。

就笔者所见，乌鸦啼叫不吉的习俗约莫是唐今后才显现的，并且有地区差别。《萍洲可谈》云：“东南方谓乌啼为凶，鹊噪为吉，故或呼为喜鹊。顷在山东，见人闻鹊噪则唾之，乌啼却以为喜，不知习俗所见怎样。”陆佃《埤雅》也有“今世人闻鹊噪则喜，闻乌噪则唾，以乌见异则噪，故辄唾其凶也”的说法。这两本书的作者年代相近，所载当是北宋末期的习俗情况，而宋从前的人把乌鸦视为反哺的善鸟，称为慈乌、孝乌，与孝道严密接洽在一同，是正面外貌。

古时关于乌鸦的知识，总体来说比力杂乱，异名极多。依据颜色、外形与轻重，大抵可分为小嘴慈乌、白颈乌、大嘴乌等品种，且被赋予了一定的意味意义。慈乌是孝道化身，白颈乌与兵象连在一同，俱已如上所言，而大嘴乌鸦——仿佛是从元稹、白居易《大嘴乌》唱和开头——则是权奸或贪残仕宦的意味。别的，赤乌、苍乌、白乌都是祥瑞之物，这里对白乌多说几句。白乌十分稀有，古代封建以为黑乌鸦患了色素缺乏症就会变成白乌，是一种病态征象，但是前人以为它是“太阳之精”，在五行祥瑞的政治扮演中常常露脸。《孝经援神契》云“德至鸟兽，则白乌下”，而《宋书》《魏书》都以为“王者宗庙庄严，则白乌至”，皆与天子品德有着秘密的接洽。即今而言，这种由《洪范》及谶纬书奠基的表明体系天然是不封建的，前人却很仔细。伪造祥瑞的事，史不停书，君主好之不厌，狡狯凡夫乐得投其所好，互相遮盖一气罢了，于是白乌、白鹿、白雀、白虎、白象、白鸠、白兔之类一显现，就有人上报领赏，运气好的还能加官进爵。关于白乌的这种看法，唐代仍然盛行，张说、裴度、令狐楚等大人物都作过进贺白乌的文章。张说写过《进白乌赋》，把李隆基比作周武王，李隆基很开心，亲笔写下答诏，以为这篇谀词“放言体物，词采浏亮”，“文苑菁华，词场警策”，赏了张说金五铤、银十铤。这让人不由得猜疑玄宗的文章层次，大抵天子老儿开心就好，想怎样说就怎样说，他人也怎样不得。比拟之下，裴度的那篇颂圣之作，仿佛要好得多。那么，杜甫写作《哀王孙》的时分想到过这件约莫是开元年间产生的祥瑞之事了吗？我们天然无法晓得。倘使他真的想到了，那这个开头照旧颇有些深意的。白头乌与白乌天然不是一个东西，但对读杜诗的人来说，这个大背景照旧不成不知。

前人早有感受：读诗难，读杜诗尤难。难就难在老杜诗料繁富，却并不明晃晃地炫富，而是喜好藏着、掖着，如盐入水一样化到诗里。读者想要痛饮词语之杯，必要放下本身的执念，回到事先的看法与词语身旁。